《我不是药神》触动了观众哪根神经？

　　导读：写这篇文章时，略有兴奋感。刚看完徐峥主演的《我不是药神》，第一个感觉就是：这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重大收获和突破，它彰显了中国电影人的艺术良心。我这样说，是有依据...

写这篇文章时，略有兴奋感。刚看完徐峥主演的《我不是药神》，第一个感觉就是：这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重大收获和突破，它彰显了中国电影人的艺术良心。

我这样说，是有依据的。因为在票房和口碑难得一致的情况下，此片不但票房连续走高，且参与方股价逆势增长，产生了“口碑零差评”的奇迹。此外难能可贵的是，影片对功与罪、情与法的矛盾把握，超出了很多人认知中的“把控尺度”，带有相当的尖锐性，可是这些“点”，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。在中国观影现状几乎陷入“越脑残越红火”的险境下，一部略显沉闷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像一匹黑马那样赫然出现，不但是对“倡导现实题材电影”的强力支持，更让人重新体认电影的多重价值。

《我不是药神》改编自真实事件，讲述的是在进口药价格高昂的情况下，一个看似油腻的保健品店主为绝症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的故事。徐峥扮演的这位店主，其初衷是为了拯救父亲和摆脱家庭困境，所以冒着风险去印度采购白血病人的特效仿制药。但在“非法销售”的过程中，他不但自己发财致富，还给病人带来了福音。然而事关专利的“法理”和事关救命的“情理”产生了矛盾，于是，我们看到这位感人的平民英雄为之付出了坐牢的代价，而那些为保命而购药的病人也差点触犯法律，只能弱弱地向警察设问：我们只是要活下去，难道这也有罪？

这样的设问，触到了观众的泪点，也触到了社会的痛点。

由于曾经的制度性缺失，无数戴着口罩的白血病病人为了购买天价药，不是倾家荡产，就是过早离世，然而价格公道的印度仿制药明明就在伸手可及处，却无法获准使用。谁来为病人的“保命”负责？徐峥扮演的保健品店主的“及时出场”，既是对某种“社会空白”的救助，也暗示了某种“社会补偿机制”的可行性。他从最初的“投机赚钱”到后来的“义举贴钱”，其精神境界的逐步提升，靠的是清晰的心理历程来铺就展示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。这样接地气的“平民英雄”特别具有感染力，仿佛此人就在人们身边，由此深深触动了观众的神经，口碑爆棚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在《我不是药神》里，我们多次看到，那些微粒白血病患者一次次仿佛抓住了生的希望，但又一次次眼睁睁看着希望慢慢滑走，而阻碍他们“保命”的，居然是法律制度设计和公共权力运行中所存在的盲点或模糊地带。观影中，观众身临其境产生的代偿感，让他们止不住泪像决了堤一样涌来，难怪有人观影后在朋友圈发了一条“谁家还没个病人”，立即引来如潮的“泪流满面”表情包。这就是现实主义电影的魅力和伟力，“看谁能够触动观众的神经”的另一种表述就是，谁能搭准时代和人民的脉搏，把人民之心声转换成成功的艺术创作，谁才有可能成为受人民拥戴的艺术家。

好的影片，应该是票房和口碑正相关的，“越脑残越火爆”绝不该是常态。电影的本质就是自带“启蒙、审美、娱乐”功能，如果只有娱乐功能，那是对电影的亵渎和轻慢。多年来，对电影的启蒙和审美功能的开掘进行乏善可陈，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敢直面现实，尤其是稍带“敏感”的现实题材。真正具有思想的优秀电影人，不会囿于思想惰性和所谓的安全感，忽视遍地皆是的好素材好题材，而会从中沙里淘金，发掘丰厚生活的题材和思想馈赠，并予以提炼提升。虽然这样的优秀电影人还出现得不多，但他们一旦浮出水面，具有重要的表率作用，有望推动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良性发展。

最后还要为审片方点赞。若按某种传统审片套路，这类“非主流视角”的影片很难通过，包括片中对警方虽合法理却不合人情之侦查与追捕，也给予了比较现实的呈现，以往这样的呈现能不能投射于银幕，往往是要让人捏一把汗的。但我们心理预设的“不可能”，在《我不是药神》的高开高走面前，恰恰显出了思维的狭隘性。真正具有开放性的思维、发展的眼光，就该直面各种矛盾，包括功与罪、情与法的矛盾，并从中捋出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，找出制度缺憾，缓解社会矛盾，凸显人性光辉，这才是棋高一着的“正面接触”。

（本文由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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